–在长期抵抗中国政权后，一位流亡者在纽约皇后区面对谋杀和间谍译文
原文：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wang-juntao-exile-chinese-communist-party-nyc.html
1.
王军涛，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主要组织者、最著名的中国异见人士之一，每周有几天都会从他在新泽西州的家中前往他在纽约法拉盛的办公室。他把车停在停车费最便宜的火车站，然后乘长岛铁路来到法拉盛缅街，出了车站迎面而来的就是鱼和香烟的味道，以及即将降落在La Guardia机场的飞机的轰鸣声。军涛绕过街头小贩和法轮功的展台，沿着第41大道走入饱经风霜的中国民主党，过去十多年他都在领导这个致力于推翻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
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中国流亡人士，而法拉盛就相当于民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总部。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民运曾有数千名坚定的追随者，但这些年来已大幅减少，可能只有几百名活跃分子。军涛的办公室并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空间。它位于一家面馆和网吧的楼上，办公室入口处堆放着箱子，洗手间的一半成了储藏室而堆满抗议工具，如扩音器、标牌、画笔。
军涛通常坐在一张长桌边的折叠椅上，桌子上覆盖着塑料布。64 岁的他顽皮而令人放松，有着明显的梳头和更明显的大肚子。最近我去法拉盛看他时，他拉开帘布露出摆酒的架子，并递给我一杯红酒。“我是职业革命家，”他操着浓重的北京口音说，“你必须喝酒，你必须战斗，你必须坚强。”
酒过数巡后，军涛对我说异见人士过着“悲惨的生活”。在中国时，中共政权曾两次将他关进监狱；数十年来他与家人联系非常有限，以免他们受到官方骚扰。“中国政府绑架了你的亲人，”他说，“如果你爱他们，你就必须假装不爱他们。”他的不少反对派朋友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每次他们在法拉盛聚会时似乎都会比上次少一个人(即去世了) 。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新闻不断提醒人们共产党日益专制的统治，从新疆的拘留营到以面部识别技术为基础的大规模监控。在近三十年的流亡生活中，军涛一直保持着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梦想，但距离实现这个梦想并没有更近了。
2022年3月以来，军涛连遭重击。先是他在民运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从天安门事件之前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李进进被谋杀了。两天后，他们圈子中的另一位亲密成员王书君被美国司法部逮捕并被指控为中国情报部门刺探异见人士信息。（军涛和书君没有亲戚关系。）当我第一次拜访他时，军涛仍处于震荡中，试图弄清李进进被谋杀和王书君间谍案的关系，接下来几个月内他一直认为这两件罪行是相关的。但即使在他哀悼之际，他仍然对推动中国民主持乐观态度。他说，他的人生经历了“四起三落”。即使运动处于低潮，政治潮流的转变也只是时间问题。“当运动低潮时，你无法逆转潮流，”他在 8 月表示，“但你可以改变自己，你的不同选择会决定潮流来到时你是否有机会。” 他预测，习近平很快就会失去足够多的支持并面临强烈反对。
在海外华人中，这种信仰很少见，许多人称之为不切实际的。2022年10 月，习近平史无前例地获得了第三个主席(按：应为“中共总书记”)任期，这似乎既打破了改革即将到来的希望，似乎也证实了后天安门一代的新活动人士所青睐的策略，即放弃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想法，专注于更现实的目标，比如说服西方公司与新疆的工厂断绝关係，因为新疆正在迫害少数民族。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军涛的预言成真了。2022年11 月，在乌鲁木齐一栋公寓楼的十名居民死于火灾后，中国互联网上充满了指责是习近平严厉的清零政策使这些居民无法从大火中逃出。抗议者遍布全国各地的街头，从工业城市郑州到北京知名的清华大学。有人公开呼吁习近平下台，这是自天安门事件后几乎听不到的无畏言论，令任何目睹中国拥抱经济增长而非政治自由并粉碎异见的人感到震惊。
这些抗议否定了愤世嫉俗者和渐进主义者自以为知道的一切。年轻的抗议者冒着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挥舞着标语，在警察面前也不带上面具。更令人吃惊的是，示威似乎奏效了。十天内，世界上最强大的威权政府就改变了其标志性的清零政策，突然解除了封锁限制。
军涛关于在最黑暗的时刻维系民主火焰的陈词滥调突然变成了现实。虽然政治分析家小心翼翼地注意到这场示威中公民不服从的范围是有限的，但新一代人已经吸取了军涛毕生试图传授的教训：改变总是可能的。我们在2022年11 月下旬又见面时，他兴致勃勃，称这次示威是一个“转折点”。
但他更希望李进进能活着看到这个转折。
2.
王军涛成长于特权中，他在北京一所军队院校长大，他的父亲就是军校里的高级官员。他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军队的波涛汹涌”，他曾幻想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人物。“我曾梦想带领中国军队打败西点军校毕业生组成的军队，”他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7岁，他挥舞着旗帜，唱着歌，是一个尽职的红小兵。但他也有逆反倾向，就像武侠史诗中的浪漫情节那样，他面对艰巨的困难做出了英勇的事蹟。1976 年清明节时，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批评试图与周夺权的所谓“四人帮”，当时军涛带领他的高中同学加入了示威游行。许多抗议者在广场上张贴诗歌，王军涛所贴的四首七律引起关注，其中一首的大意是：“继承遗志，干掉叛徒，斗志昂扬，不惧刀斧。”
这些诗激怒了包括江青在内的几位中共领导，王军涛被捕入狱 224 天——平均而言，他这四首七律的每个字恰好让他坐1天牢。他告诉我，他很“自豪”和“兴奋”在狱中度过他的高三，由此认识到恶名的价值。“我意识到我很特别，”他说。他认为坐牢给了他接触到与大多数人所隔绝的社会另一面的机会，那些囚犯向他展示了在体制之外、独立于中共的生活是可能的。“我从那些罪犯身上学到了很多，”他说。
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国民主人士，那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1978 年邓小平开始推行市场改革后，自由主义试验的曙光出现了：村庄开始举行选举，报纸开始调查腐败。北京大学是这场政治震动的中心，在进入北大学习核物理后，军涛迅速确立了自己的学生领袖地位。到 1986 年他已经成为知名活动家，他进而将自己的组织延伸到武汉，在那里，一位朋友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名叫李进进的法律讲师。
李进进也来自一个忠于共产党的家庭。在中共于 1949 年掌权之前，他的父亲是一名裁缝。1955 年进进出生时，他的父亲已是是湖北省警察学校的一名教师，并且后来会成为系主任。有一段时间，进进似乎在追随他父亲的脚步。他15岁入伍，当过电报员，后来进入武汉市公安局，负责抓公交车上的扒手。但他的政治历程在湖北财经学院发生了变化，他在那里学习法律并撰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宪法的论文。一位曾参与起草1982年中国宪法的北大教授——该宪法引入了任期制等改革——向他展示了改变系统是可能的。进进(从北大法律硕士毕业后)回到武汉教书，一见到军涛，他就认出这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们喜欢辩论和喝酒。军涛粗鲁挑衅，进进则认真勤奋，但也是个会突然发火的有脾气的学者。
军涛和进进很快都回到北京。军涛帮助成立了一个智库，并为其招揽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这是构建独立于共产党而存在的公民社会的一个大胆设计。进进清瘦英俊，眉毛浓密而富有表情，他回到北京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并当选为研究生会主席，这一职位可以使他走上迅速晋身中共领导层的快车道。“如果他没有在 1989 年加入天安门运动，他在中共的前途无量，”一位异见人士告诉我。
1989 年 4 月，在胡耀邦去世后，学生涌入天安门广场要求全面变革：问责制、正当程序、民主。抗议持续了数周。随着抗议者越来越多，王军涛开始在抗议者和政府之间进行调解。他是一个温和的力量，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让示威者撤离天安门广场，以换取中共承认学生独立出版物以及其他让步。与此同时，李进进正在努力组织一个名为北京工人自治会的团体。除了几年前曾在太原短暂运作的一个工人团体外，它是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劳工组织。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当时听到进进说，“现在我们将创建一个工会，它不再是像以前工会那样的福利组织，而是一个关心工人权利的组织。” 进进组建的联盟吓坏了中共领导：同月在波兰，一个类似的联盟(波兰团结工会)成功地与波兰共产党政府谈判改革。
6 月 3 日，进进骑上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开始又一个晚上的抗议活动。途中，他听到枪声，看到学生们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一些人受伤流血。中国军队向抗议者开火，造成数百人死亡。进进转身回去，他在 2009 年写的六四回忆录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军涛也谨慎地讲述了六四暴行。“比起谈论未来，我厌倦了谈论过去，”他说，“我必须专注于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六四那天晚上他在北京，正在一家旅馆等着和朋友见面，这时传来了开枪的消息，他让司机带他去现场。他看到了毁坏的汽车和一名被枪杀的抗议者。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在为其他活动家安排逃跑路线，然后自己换衣服、烫头发，逃离了北京。
大屠杀发生后，中共尽可能多地抓捕抗议者。许多人逃离了这个国家，但有数千人被捕，还有数目不详的人被处决。几天后，李进进被捕，并以“反革命宣传和煽动罪”的罪名被送进北京的监狱。1991 年，在被关押 681 天后，他因政府决定不起诉而获释。接下来两年他从事房地产和在小型学校任教，直到当局允许他与妻子和儿子一起出国，来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王军涛在天安门事件后逃了四个月，用化名在山里一个小镇的工厂工作。他被捕后，李鹏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必须对王军涛“毫不留情”。他被指控为操纵天安门抗议者的“黑手”之一，“阴谋颠覆政府”。他和同事陈子明在一场表演性审判中被分别判处 13 年徒刑——是八九抗议者中判刑时间最长的。“这非常荒谬，”一位西方驻华外交官当时告诉在纽时头版就此发表文章的记者克里斯托夫，“中共需要有人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街头游行负责，然而他们竟然公开将此仅归结为这两人的煽动。”
3.
在狱中，军涛感染了乙肝，数月内未得到治疗。他要求得到适当的医疗，为此写信给中共高官并多次绝食。当局将他单独监禁，以防止他影响其他囚犯，但这并没有奏效，他对我说其他囚犯都把他视为“王”。甚至一些狱警对他也很尊重，称他为“2号” （毛主席排在第一位。）军涛还给审讯他的人寄了节日贺卡，写道：“我认为我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1994年，在当时在美国的妻子侯晓天的不懈抗议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压要求通过改善人权以换取贸易机会后，军涛被提前出狱直接踏上飞往纽约的航班赴美求医。他对开始新生活非常兴奋，以至于24 小时没有睡觉。
在哥伦比亚大学，李进进发现他的天安门活动家的名气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他和家人住在大学附近的一套公寓里，为了支付房租，他为一家北京烤鸭店送外卖。后来，他们搬到了中西部，进进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两个学位（法律硕士和法律博士学位）；最终他们来到纽约皇后区安顿下来，挤进一间单卧室公寓，睡在借来的床垫上。
王军涛在哈佛待了3年，在那里他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然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当他和进进终于在纽约重逢时，他们已经 近40岁，他们一起喝酒、密谋从远方影响中国政治。侯晓天形容他俩“像兄弟一样”。他们游说国会议员支持中国新兴的民主团体，并通过要求改善中国人权的决议。1995 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描述了军涛在国会大厦的一个小房间里向包括南希·佩洛西在内的一群议员做简报，以制定一个复杂的策略，以便利用即将到来的邓小平之死来团结中共党内外改革者，并引发民主革命。
在法拉盛，军涛和进进组织了纪念天安门大屠杀的活动，并会见来访的中国异见人士。他们联手创建了权益倡导组织，包括“中国宪政协进会”和“中国司法观察”，并加入了更多团体；进进为“民主中国阵线”起草了章程。但随着一个又一个听起来相似、人员相似和模糊目标相似的组织成立，中国的实力在指数级增长，从全球贱民发展成为能制造 iPhone、主办奥运会的全球巨头。民运人士言辞激烈，但当美国两党政府都忽视人权而鼓励对华投资时，民运的呼声是徒劳的。
军涛和进进的抱负开始出现分歧。军涛是一个绝对主义者，总是呼吁彻底战胜中共。2010年他组建中国民主党（1998年在杭州成立但被中共迅速取缔）一个新的分支时，仅在法拉盛就已有至少6个其他自称“中国民主党”的分支。军涛的迭代发展让其他分支黯然失色，现在中国民主党已拥有数百名成员并且新成员不断涌入。军涛开始每周在纽约和华盛顿组织抗议活动，为成员举办“民主党课”以宣讲民主，他并在时评节目中提供新闻分析。他的办公室变成了新移民的俱乐部和事实上的社会服务中心，他可以提供关于在哪里找房住、如何找工作以及哪些律师最可靠的建议。“我成了他们的布道者，”他说，“我给他们信心。”
李进进仍然强烈反对共产党。（军涛回忆说，进进曾经在唐人街看到一对华人老夫妇唱着一首中共传统歌曲并跳舞，就对着他们大喊：“滚回中国去，操你妈的！”）但他真正的使命一直是法律，而不是政治。他以微薄的预算在法拉盛开始了法律业务，并很快成为一名严谨的律师，专门处理移民、庇护和敏感的“红通”案件，以保护客户免于被引渡到中国。但他是个糟糕的商人，他雇佣朋友和家人，并且免费接了太多案子。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进进开始参加由亲共“同乡会”举办的社交活动。当他的反对派朋友对此提出疑问时，进进说他正试图从内部影响该组织的政治，但这个解释并不令人信服。
几年之内，他攒够了钱在长岛Jericho镇买了房子，并开始滑雪和打高尔夫球。他的父母移民来美后，进进在法拉盛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为他们买了房子。进进的父亲对自己的警察职业被儿子的激进活动损害深感不满，经常警告进进不要做任何“反对中国”的事情。进进回答说，他并不是在反对中国，而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不管怎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进进变得更加温和。2006年，他与别人一起创立了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一个致力于说服和改革而非革命的组织。
进进在美国政治中也向右漂移。他投票给川普，主要是因为川普对中国的强硬立场。2021 年 1 月 6 日，进进在推特上发布了国会大厦暴动的视频。他谴责暴力，但反对媒体将群众描述为“暴徒”。他说“1989年学生占领广场时，共产党说他们是暴徒。今天我们不是要推翻美国宪法，我们只是在表达它。”
4.
对于年轻的中国活动家来说，天安门一代不再是先锋。2022年9 月，我去华盛顿拜访杰出的维吾尔族青年活动家菊尔·伊力哈木 (Jewher Ilham)。在 K 街一栋现代化办公大楼的四楼，28 岁的菊尔解释了她如何帮助说服十多个时尚品牌停止从新疆采购产品，据报道新疆政府开设强制劳改营。“他们中的一些人吓坏了，就像，‘天哪，我们该怎么办？’ “ 她说。“要么是出于道德原因，要么是因为他们足够聪明，可以看到即将到来的全球趋势。”
在工人权利协会工作的菊尔于 2013 年前往美国，她的父亲、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当时却在北京机场被警方拘留。从那以后，她一直在为他的获释和维吾尔人的公平待遇而呼吁，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被美国称为“种族灭绝”。当我提到八九一代时，她变得沉默。“我认为我们是在分开工作，”她用外交辞令说，“彼此间有代沟。” 一些民运领导在质疑维吾尔人的权利运动，比如1978 年北京民主牆运动的领袖魏京生曾虚假地暗示维吾尔人自己也犯下了种族灭绝行为，维吾尔活动人士则指责他重复共产党关于他们历史的谈话要点。
其他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关心实际的日常问题，而不是推翻共产党。在法拉盛缅街上的麦当劳，我与 44 岁的杨占青交谈，他是维权运动的一名领导，该运动的重点是在土地征收、性别歧视和警察暴力上保护民众利益，利用中国法律来推动反对政府。杨和他的同伴故意保持低调。军涛的团队每个周末都在时代广场呼喊抗议，杨则要求我不要提及他团队的活动细节以免遭到中国报复。
川普时代只是扩大了民运老兵和年轻人之间的裂痕。芝加哥大学教授、人权活动家滕彪表示，许多年长的异见人士支持川普，因为他们坚持“西方自由主义的保守品牌”。这些人在毛泽东式社会主义下成长时，政权的敌人被中共贴上“右派”标签，于是他们就将右派与美德联系在一起，并将进步思想与威权主义混为一谈。现在，当滕和朋友出去吃饭时，他说，“我们必须考虑，‘哦，这个人是川普的支持者，这个人不是。’ 这对异见人士的社区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与我交谈过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权主义活动家甚至不想在同一篇文章中与民运一起被提及。“我们不认为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她们说，这几代人可能都有被共产党迫害的经历，“但如果他们希望我们向他们学习——不。”这位活动家还对保守派对种族正义等进步事业的相对冷漠不屑一顾。当我问军涛关于 Black Lives Matter 的问题时，他说他支持这个理念，但也在意“安全”问题：“如果你绑住警察的手，那么犯罪分子就有机会了。” 就连美国婴儿潮那一代都已经跟不上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意识形态步伐，对于那些以美国政治为第二语言的人来说，自然就更加困难。
但民运需要新鲜血液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去年年初，当一位渴望加入运动的年轻女子来到法拉盛时，军涛和进进热情地欢迎了她。
5.
2022 年 1 月，25 岁的张晓宁来到李进进的律师事务所，她说她在北京被警察强姦，当她提出申诉时，政府掩盖事实并将她送进精神病院。张于 2021 年8 月来到美国。她一直试图引起人们对她所遭受的苦难的关注，并在联合国和白宫前抗议。现在她需要一位律师帮助她申请政治庇护。
进进很有同情心，但也很谨慎。张晓宁似乎有“情绪问题”，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但得不到治疗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中国很普遍，虽然张的故事有一些出入——在一些文件中，她抱怨的是“性骚扰”而不是强姦——但进进信任她。他同意免费接手张的案子。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多次会面处理她的庇护申请。根据进进的备忘录，张晓宁的行为越来越奇怪。她问进进是否对参与民主运动感到内疚，因为这给进进的家人带来了“痛苦”。备忘录继续描述张向他发送电子邮件抱怨民运的其他成员并称他们为狗；根据备忘录，一天晚上，她给进进打了九通电话，然后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称他为“失败者”。
据一位名叫Victor的房客说，张晓宁曾住在法拉盛凯辛纳大道上的一家家庭旅馆，张与其他几名女性同住一个房间，每月租金约为 450 美元。她的资产很少——几个塑料袋装着的东西和一件外套——而且几乎没有钱。与室友交流时，她没有使用真名，而是称自己为“安安”。Victor听房东说张迷上了李进进律师，把进进的照片给室友和房东看，说自己爱上他了，想嫁给他。（李进进的第一段婚姻以离婚告终，后来再婚。我从未见过任何证据表明他与张有过恋爱关係。）
2022年2 月 18 日，张晓宁告诉李进进，强姦故事是假的。她说，她听说过其他女性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但没有发生在她身上。进进说他不能再代表她了。张恳求他重新考虑。现在她已经公开反对共产党，如果她回到中国，几乎肯定会受到迫害。她说，在纽约她已经被中国领事馆的官员骚扰过，在中国的家里，中共一直给她的父母找麻烦。她捏造案件是为了增加获得庇护的机会，但现在却面临被驱逐出境——这是最坏的情况。
张晓宁屡次来到李进进的办公室，试图改变他的想法。3 月 11 日，她大发脾气，据称试图勒死进进。一名员工报了警，但当警察到达时，进进让他们放过此事。当天晚些时候，张几乎哭着打电话给王军涛，寻求帮助。他们以前谈过一次话，她知道他和进进很亲近。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军涛向她保证，她还有挽回的机会，她所要做的就是给进进带一份蛋糕并道歉，他说，李律师就会回转。
军涛还建议张晓宁参加他计划在第二天举行的抗议活动。在时代广场，他们第一次见面。张身材瘦小，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上去很紧张。戴着蓝色口罩，她站在TKTS标志前，举起拳头，与军涛等几十人一起高呼：“自由，自由中国！民主中国！” 有一会张摘下了她的口罩，让她的脸暴露在镜头前。军涛将此视为她对运动承诺的标志，感到一阵自豪。
接下来的星期一，也就是 3 月 14 日，当一位朋友打电话说进进遭到袭击时，王军涛正在开车。军涛把车停下来，拨打了进进的个人电话。没有人接听，所以他尝试了进进办公室的电话。有人接起电话，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进进“走了”。
那天早上，张拿着蛋糕出现在进进的办公楼里，说她想道歉——正如军涛所建议的那样。进进邀请她到他的办公室。几分钟后，秘书听到他们在吵架，然后是一声喊叫，她打开门，发现进进躺在转椅上，浑身是血，张晓宁站在他旁边拿着刀。当秘书拨打 911 时，另一名员工冲进来製服了张晓宁。
李进进在医院被宣布死亡。第二天，张晓宁被控谋杀。
6.
凶杀案发生后的日子充满了令人困惑的事态发展。在张从警局带到法院过堂之前，一群记者和围观者在警局外面等着她出现。当她经过摄像机时，有人喊道：“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吗？” 张大喊：“该后悔的是你们！” 当警察将她推向一辆等候的汽车时，她称批评她的人是“叛徒”，并指责他们“害死学生”。她的意思含混不清，但许多人认为她是在将 1989 年中国抗议者被军队杀害的责任归咎于民运。
2022年3 月 16 日，军涛来到进进的办公室献花，他看到地毯上的大片血迹。进进的员工告诉他，他们发现了一条奇怪的线索：张晓宁在律师楼留下的几面中共党旗和中国国旗。
几乎与此同时，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逮捕五名涉嫌骚扰和监视在美中国异见人士的男子。军涛很了解其中一个人：王书君，一位和善的历史学家，曾担任进进领导的胡赵基金会的秘书长。据司法部称，自 2005 年以来，王书君一直在为中国国家安全部收集有关纽约异见人士的情报——如果属实，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包括李进进。
王书君的被捕，加上张的离奇行径和旗帜，助长了关于李进进之死的疯狂猜测。“当联邦调查局准备对王书君和胡赵基金会收网时，李进进突然被灭口，”一位推特用户用中文写道。一位纽约当地记者写了一首歌来推测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告诉媒体这只是一个巧合/但否认逮捕王与谋杀的联系根本说不通。”
四月份的一个晚上，当我和军涛吃晚饭时，他说他已经得出结论，进进是被暗杀了。“反对派一致认为这是政治谋杀，”军涛说，他认为中共消灭李进进是因为进进在帮助美国政府揭露民运中的内奸。
北京下令杀害李进进的说法是牵强附会的。研究中国间谍活动的前情报官员Nicholas Eftimiades表示，中国派特工在美国领土上暗杀美国公民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如果这件事被公开，那将破坏美中之间的关係，”他说。“他们不傻。” 当我向军涛提出这个论点时，他采用了经典的阴谋论路线：那就是他们想让你这么想。如果张晓宁没有表现得像个刺客——在几个人看到她进入李的办公室而没有明显的逃跑计划后她袭击了李——那只是进一步证明了她的专业水平。
像任何优秀的反对派活动家一样，军涛的超能力一直是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想像世界与现实不同。但这项技能也有不利的一面。有一次，军涛承认他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他想要的真实情况。“有时像我这样的人会将主观印象与客观现实混淆，”他说。“如果我们相信某件事是真的，那它实际上是基于我们的希望，而不是现实。”
我从李进进的朋友和同事那里听到的谋杀起因论越多，听起来就越像是一种悲伤。进进的死对社区造成如此沉重打击的原因之一是他没有活着看到一个民主的中国。进进的同龄人面临着他们也可能在有生之年看不到它的可能性。他们不仅为朋友哀悼，也为事业哀悼。
在他们受尽苦难之后，进进的死必须有意义。如果这是中国安排的暗杀，那么他死是有原因的。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死于一个精神错乱的疯子之手——换句话说，白白死去。
张晓宁尚未认罪，在她的案件进行期间她正被拘留在雷克岛。她用完美的笔迹给我写了两封信，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但她确实说过她对民运的幻想破灭了。不难理解处在她处境的人会多么沮丧：像王军涛领导的中国民主党这样的团体承诺帮助移民的庇护申请，让他们在镜头前快速谴责共产党。但如果庇护被拒，他们很可能会陷入困境和绝望，既无法在美国合法居住，也无法安全返回中国。
另外一些异见人士认为，这种以党费和捐款－－王军涛称之为“自愿的感谢礼物”——交换增强庇护申请的做法是剥削移民并玷污事业的纯洁性。军涛对这种批评感到愤怒，他说即使新来的人出于私利加入他的组织，他仍然可以说服他们拥抱民主。他同样拒绝了以中共仍在统治而证明他的事业已失败的论点，“人们指责我们，说中国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我不是造雨者。我不是神，”有一次他罕见地愤怒地告诉我。“如果有人说，‘中共越来越强大，’我说，‘那么你的错比我大得多。因为我尽力反抗了，但你什么也没做。’”
7.
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张晓宁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杀手，那么美国政府关于王书君是中国特工的指控已有大量证据。同样有证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关心在纽约的反对派活动，并投入大量资源对其进行监控。2020 年，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纽约藏族警官为中国政府收集有关该市藏人社区的情报。（检察官最近依据新的但未公开的信息撤销指控）2022年10 月，司法部指控居住在皇后区和长岛的一对华人父女参与了“猎狐行动” ——中国发起的旨在骚扰异见人士和其他中国公民并强迫他们返回中国的秘密行动。2023年1月《纽约时报》报导称，联邦调查局去年突击搜查了位于纽约东百老汇的一栋大楼内的疑似中国“海外派出所”，这只是全球 100 多个监视华人侨民的此类办事处之一。
王书君一向更像是个学者而非活动家。在中国一家顶尖学术机构学习军事史后，他于 1994 年移居纽约。他出版了六本以上的通俗历史书，其中一些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畅销。2006 年，一位异见人士朋友推荐他担任新创立的胡赵基金会的秘书长——李进进是该基金会的创始成员之一——他接受了。据联邦调查局称，王书君开始收集有关反对派社区的信息，并将其传递给中国官员。2022年5 月提交的一份起诉书称，在 2005 年至 2022 年期间，王书君在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国家安全部官员，并通过网络程序与他们交流，以“日记”的形式分享信息，他会保存到电子邮件的草稿文件夹中，而中国特工也可以访问这些草稿文件夹。起诉书称这就是串谋和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等罪行。（王书君否认了 FBI 的指控和许多细节。他的律师董克文说：“我的客户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希望法官来裁决他的案子。”）
住在法拉盛的一些异见人士说，他们早就怀疑王书君了。“他没有说实话，”一位名叫蒋杰的人说，他认为他刚到美国时王书君把他当成名人对待，“这不正常。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谈话后不久，蒋意外摔倒身亡。） 王军涛也怀疑王书君的忠诚度，部分原因是王书君经常到中国旅行，部分原因是他会询问民运活动的详细情节。“除了间谍，没有人关心细节，”军涛说。
2012 年，军涛向进进表达了他的担忧。他们正计划召开一场研讨会“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将邀请来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嘉宾。军涛担心中国政府会阻止一些嘉宾出境，所以他告诉进进不要与书君分享名单。据军涛说，进进对此不予理会。当一些嘉宾申请离开中国时被拒绝了，军涛怀疑是王书君向当局告密。（王书君对此说法提出异议，称他没有看到嘉宾名单，任何拒绝出境都与他无关。）
2021年7月31日，王书君在位于康涅狄格州Norwich的女儿家住宿时，一名年轻男子敲门。根据 美国司法部的描述，当王书君开门后，该男子说他是“老板”派来传递信息的。王书君请他进来。起诉书称，这名男子说，“总部”想警告王书君 FBI 一直在监视他，并提出帮助他删除“日记”和其他信息。据称，王书君向年轻人提供了密码，并让他删除一些日记，但不要删除太多，以免看起来可疑。这个年轻人——一名卧底 FBI 特工——录下了整个谈话。
几个月过去了，王书君仍未被捕，但在李进进被杀两天后，他就被抓了。司法部拒绝回答我关于这两起事件是否相关的问题。
2022年8月一个闷热的早晨，我去了王书君在法拉盛的住所，他已经获得保释。在他昏暗的客厅里，他打开风扇，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放了叁个杯子——咖啡、茶和常温百事可乐——然后坐在我正对面的椅子上，我们的膝盖几乎碰在一起。有时，他靠得太近，以至于我们的脸只相隔一两英尺。他说话时精力充沛，比划着大大的手势，再加上他浓密的黑髮，让他看起来比 74 岁的年纪还年轻。
司法部的案子完全是个大误会，王书君告诉我。当然，他确实见过起诉书中提到的四名中国国家安全局官员中的叁名。是的，他确实和一个帮他在香港的女婿追债的人共进过多次午餐。但他说，他从未接受过他们的钱，而且他分享的信息都是公开的（对于这一点，美国司法部不同意。）另外，王书君强调，传播民主活动的信息是他的工作。李进进曾鼓励王书君向中国官员介绍他们的工作，他说。“如果李进进还活着，他就是我最好的辩护人。”
出乎我的意料，王军涛为王书君辩护。军涛说，即使王书君从共产党那里拿钱，也可能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作为一种“生意”。“这就是中国方式，”无论如何，军涛说，他宁愿中国的线人已被他知晓身份。这样，“我能控制他们获得什么样的信息。” 他说，他仍然把书君当成支持民主的朋友。起初我觉得军涛的隐忍很奇怪，但对于厌倦了不断失去朋友的人来说也许是有道理的。
8.
2022年3月下旬举行的李进进追悼会是一场大型的活动。大约 300 名哀悼者聚集在法拉盛的全福殡仪馆，从主厅到走廊都站满人，无数花圈和手绘诗歌横幅装饰着四壁。
王军涛和一群满怀怨气的民运人士站在一起。李进进的家人希望追悼会完全与政治无关。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有利于共产党。哀乐是共产党领导人葬礼上通常播放的輓歌；有个来宾举着着名的“坦克人”照片而被护送出去；在李进进的讣告署名表上，进进的法律同事被排在他的民运同事前面。
有些民运人士认为被删节的追悼会是对李进进所相信的一切的侮辱。在适应了拥有房屋和打高尔夫球的生活后，进进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些革命热情，但他仍然厌恶共产党。军涛上台发言时，无视不谈政治的规定，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悼词，赞扬进进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唤起对其他异见人士的回忆，并预言终有一天可以在中国为所有去世的异见者公开举行葬礼。
后来，军涛和他的民运同事为李进进举行了第二场追悼会，明确的以政治为主题。在法拉盛缅街一家购物中心的二楼大厅里，他们讲述了进进在武汉和北京的活动以及他如何在美国继续抗争的故事。
住在一英里外的年迈的李进进母亲没有参加这两个仪式。经过一番讨论，进进的朋友和家人决定不告诉她儿子的死讯。相反，他们告诉她进进出国了。
整个夏天和秋天，一周又一周，军涛在华盛顿和纽约举行了他惯常的集会， 展开同样的横幅，高喊同样的口号。在 11 月席卷中国的突破性 COVID 抗议活动之后，我们最后一次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我问公众异见的爆发是否证明他的长期变革方法是正确的。军涛回答说，每一代人都必须有机地经历民主觉醒，通常是在经历了一些镇压之后。“一些想法从我们那里传给了他们，”他说。“但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
The Radical, Lonely, Suddenly Shocking Life of Wang Juntao
【来源：北京之春、翻墙报】